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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31-12-10 

“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马国川:您是1906年出生的,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周有光:不是五四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最大。五四运动不是忽然兴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愤怒,惊醒救国的意识。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一战期间工业萌芽。政治方面:康有为百日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文化方面:提倡国语、切音字、“我手写我口”。新思潮渐渐蔓延中国大地。1919年五四,受日本侵略的大刺激,猛然跃起,成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而五四运动又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候,我小学将毕业,跟随老师到茶馆演讲。个子矮小,茶客们看不见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上演讲,整个茶馆都轰动了。小学生的宣传,都是老师导演的。

马国川:五四运动前后,激进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一大批中知识分子向左转。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那些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周有光: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于是知识分子向左转。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延续至今),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协,长驻重庆。他每月举行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缸5c涤新(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毛泽东的“窑洞对”大家知道,申明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当时大家信以为真。

马国川: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

周有光: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否定知识分子,中国也否定知识分子。名为改造,实际是消灭。

苏联把旧知识分子赶到北极圈以北,等到赫鲁晓夫去救他们时,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把直属单位的人员送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规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后,大家才回家。

马国川:1949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遭遇那么多磨难?作为一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周有光: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近来共产党内的学者说:来自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苏联是俄罗斯的历史误区;一边倒是中国的历史误区。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近年来对20世纪80年代评价比较高,有人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您怎□c评价“80年代”?

周有光:改革开放比毛泽东年代好,但是经济改革了,政治还没有改革。外国学者研究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况,半封建、半资本。中国想赶上日本,还得走很长的路。

马国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汇。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周有光:在我去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听到人们谈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脑力劳动归属问题。他们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教育问题,没有知识分子问题。

马国川: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至今仍然影响著中国,包括苏联制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

周有光:毛泽东一度想继承斯大林,做共产国际的领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我不承认你,你不承认我。历史学家定出一条和稀泥标准:谁自称社会主义,就承认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代,有40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了六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

马国川: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评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利益“收买了”。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周有光:我看没有被收买。至少是,多数人没有被收买。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是喜欢说假话,而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有一天,言者无罪了,他们都会把真话吐出来。

马国川:在各种批评里,对教育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批评更多。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周有光:改革开放,引进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如果进一步开放,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情况就会改变。

马国川: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古代只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本国传统知识,又要有国际现代知识,知识面大大扩展了,就业的方面多种多样了。古代知识分子很少,现在大学生以百万计,情况完全不同了。

马国川: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工作,离开了宗教和教条。这一新变化我们还所知甚少。研究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要先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马国川:中国知识分子跟外国知识分子差别是什么?

周有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受到先进国家知识分子同样的教育,中外知识分子应当没有基本的差别。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的一元性”。解放后苏联传来的“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已经随苏联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国川:具体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应该跟著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要能够独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和新的进展。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知识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知识分子既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为无产阶级服务,既不是资产阶级奴隶,也不做无产阶级的暴君。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坚持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多吗?

周有光:在我看来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他们闭口不谈,为的是明哲保身。

马国川: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存在著“中国模式”。你怎么看?

周有光: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国也得到成功,中国是“从计划到市场”的模式。另一种说法:美国衰落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模式。没有谁来模仿,这个模式不存在。

马国川:随著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种乐观情绪在国内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位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百岁老人,请您给中国的青年一代说一句话。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2010:“中国模式”面临深度挑战

2010年,尽管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不间断侵扰,前三个季度中国GDP累计增长仍达10.6%,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如何遏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循环难题。这是“中国模式”的困境。而且,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中国各阶层群体已经具备了理性、参与和怀疑等“现代性格”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正面临诸多深度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为支撑的、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无可质疑,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度在早期工业化期间,通过中央计划和指令加快发展也并非中国独有,这一过程也必然要牺牲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加快资本积累。“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渐进式改革,它在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之间维持著长期的微妙平衡。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随著全球化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兴起以及改革中形成的多阶层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在“物理时间”上中国已经与全球同步,在“历史时间”上仍存在著巨大的落差,这种微妙的平衡正在被逐渐打破。

如果仍然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并且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让人民生活得幸福体面有尊严,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少一些政府主导,给市场多一点的时间和空间,这既会改善经济调控的效果,也会让民族主义的诉求得到公民更多的响应;如果仍然追求政府主导、干预市场,以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市场,那么纵使有效维稳,这种微妙的平衡也将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回望2010年,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年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任务是紧缩,是控制经济过热、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管理通胀预期。虽然今年12月份左右中国政府才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调到“稳健”,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货币政策就已经不再“适度宽松”,而是“适度从紧”。特别是2010年1-5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10月至今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与此同时,2010年4月中国政府还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又贯穿全年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甚至不惜“限电停产”;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1月份又开始实施国务院“16条措施”等。

措施似乎很多,但问题在于方式方法以及推出的时间节点是否合适,因为这决定著最终的效果。在2009年三季度CPI还是负增长时,中国政府就宣称要管理好通胀预期,但只是在“背后”通过窗口指导控制银行信贷,但2010年1月信贷还是出现了反弹。2月份又开始出现实际负利率的情况并延续至今,这将加剧通胀预期,但在1-5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空白期”,CPI也攀升至11月的5.1%,这导致10月份和12月份加息后,出现了连续加息的预期和压力,这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运行,从近期股市萎靡的走势中就反映了出来。

此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做是一种“准行政手段”,由于会影响金融机构合理配置资金,很少为西方各国央行所采用。中国央行过度依赖于它,是害怕加息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银行运营压力,而加息的姗姗来迟恰恰是导致下半年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披著市场外衣的货币政策都如此行政干预而且效果不彰的话,几乎完全依赖行政调控手段的房地产调控和节能减排的最终效果可想而知。其实,这正是“中国模式”困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即“扩张容易紧缩难”,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紧缩的胜利,那也将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如果能够相信市场的力量,一定会更温和更有效率,只不过政府不愿意放弃行政调控过程中的寻租权力。

在社会层面上,2010年“中国模式”也经历了深度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府信用和法治信用的缺失,导致市场竞争无序。谷歌退出中国、圣元奶粉早熟风波、山西假疫苗事件、PE式腐败以及360和QQ的桌面大战等,无不体现在政府主导而非法治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和司法的角色模糊,政府很难有效得到法治的约束。这直接导致政府建立的各种旨在保护市场的产权机制和竞争机制也失去了信用基础。政策的朝令夕改、监管的百疏一密、司法的法网柔情,既让市场无所适从,也让市场铤而走险。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只要能增加利润,无需过多考虑社会责任,无需过分忌惮法律法规。

企业的这种逻辑,体清b在个人层面,就是“我爸是李刚”的逻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私营经济浪潮出生的年轻“富二代”,再加上一直以来的“官二代”,这种依赖家庭和血缘纽带横空出世并横行于世的两个群体,鲜活地映衬出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传统性而非现代性的社会,至少传统性占了上风。当一个社会依靠权威和血缘分配财富,当一个社会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总是以过往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自居而忽视自身的起点合法性,那云5c就可以认定这个社会带有传统性的色彩。

当然,随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大众消费理念的兴起,中国社会也具有现代性的色彩。承载这部分现代性特征的人群大都奉行著“我爸不是李刚”的逻辑,他们追求科学和理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具有保护财产权的独立意识、以及具有永远不满足的怀疑精神等等,他们身上的现代性色彩同富二代和官二代身上的传统性色彩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在宏观上也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和冲突。

如果这种对立和冲突被激化,由于“我爸不是李刚”,再加上文化和宗教情怀的缺失,无奈以至绝望的他们可能像富士康员工那样纵深一跳、可能像拿起冲向幼儿园的屠刀,可能在身上泼洒汽油纵身火海;而他们中的坚强者也可能以笔为刀枪挑战社会不公、可能制造所谓群体性事件逼宫政府、可能在网络上发泄不满……

尽管在此之前,这种对立和冲突也偶有所见,但在2010年可以说是集中呈现,特别是涉及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权的冲突,更是多以血泪收场。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为代价的,这期间有人失业,有人却暴富,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分化,也直接刺激了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和新技术的骤然兴起,让社交网络变得密集和快捷,从知音难觅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也让追求喧嚣和不稳定的公共表达和追求沉默和稳定的政府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总而言之,2010年,“中国模式”开始遭受来自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深度挑战。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结束期间,中国经济应该可以保持至少10年的高速增长,但如果增长是以剥夺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和生命权为代价,将动摇社会发展的根基,并最终制约经济增长。中国不需要传统性社会中的点滴“让步政策”以达到形式上的稳定,需要现代性社会中的汪洋“进步政策”以达到温和的不稳定,温和的不稳定才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源泉。否则,“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