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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经纬
08-08-11
评级魔咒困扰美国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宣布下调美国评级是向后者发出的警告。但如果此举能够帮助美国开始摆脱AAA评级魔咒的话，也可能成为一件好事。
目前全球面临的风险是，如果美国未能做出必要的改变，市场将最终做出反应，由此产生的后果将远超过评级被下调本身。
上述魔咒此前曾加诸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 简称：房利美)身上，AAA评级令这些公司能够疯狂建立财务头寸而不会造成任何短期不利影响。美国也面临相似的情况，AAA评级令美国得以在存在巨额赤字，拥有大量表抵押贷款市场相关头寸，以及身背大量债务的情况下仍能以极低成本获得资金。由于美元享有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可以不必急于在削减福利计划、上调税收和改革住房信贷方面做出艰难决定。
希望标准普尔下调评级的举动能够增加美国解决赤字和经济问题的紧迫感，从而尽快做出改变。
近期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方面出现的争议是标准普尔认定未来几年美国可能难以掌控债务问题的原因之一。但问题是，美国评级遭下调可能进一步加剧政治功能丧失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争执。同样具有喜剧性的是，美国财政部指出标准普尔的计算存在2万亿美元的错误，从而使结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所有这些令投资者担心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将令本已动荡的全球市场雪上加霜。虽然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扩散中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未来数月可能对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但美国评级下调本身仍将对市场信心造成大的冲击。
不过，此次评级下调产生的即刻影响暂时还看不出来，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其未来的影响将取决于全球各国采取的政策应对措施，如果投资者认为欧洲的问题更大并继续寻求避险，这可能反而推动美国国债价格走高。
另外，美国评级被下调并非完全在人们意料之外。市场此前已猜测标准普尔在美国债务协议达成后很可能会采取行动。穆迪(Moody's)和惠誉国际评级(Fitch)尚未跟随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美国银行业监管部门上周五晚间很快做出回应，称评级下调不会影响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在上周五的一篇报告中也表示，标准普尔维持美国短期评级不变，表明货币市场基金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决定大举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市场可能获得提振。
尽管如此，周末发生的种种事件仍提醒投资者，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正成为全球市场最大的威胁。
David Reilly
标普之后 美国还会遭降级吗？
最初的伤口未必会带来最深的伤害，这句话至少在信用评级世界是适用的。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做出下调美国AAA级信用评级的决定显然是历史性的时刻，这一举动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难以量化。不过，由于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依然维持了美国的AAA评级，因此理论上来说，标准普尔上述决定的影响是有限的。债券指数和投资者通常以这三家评级机构给出评级的平均水平或评级最高的两家进行风险评估，因此美国的评级实际上依旧是AAA。
基于上述理论，如果存在第二家评级公司下调美国评级的可能性，其影响将更大。从根本上说，在第一家评级机构下调了美国评级之后，第二家评级机构跟进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虽然各家评级机构都是独立做出评级决定，但总的来说影响其评级决定的因素都是相同的。第三家评级机构下调美国评级的影响反而不会太大，仅仅是证明其认同其他两家的举动而已。
如果有第二家评级机构下调美国评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那些以平均信用评级水平衡量投资组合风险高低的投资者。如果美国的平均信用评级为AA，可能会让这一风险指标发生改变。
不过，即便是这种情况也不一定会导致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相反，投资者可能会抛售垃圾债等评级较低的证券，以提升投资组合的整体评级水平。当然，这种趋势对风险偏好或经济增长而言都不是好事。
穆迪和惠誉均已表示，美国达成债券上限协议仅仅是完成控制美国债务水平工作的第一步。穆迪对美国的评级前景依然为负面。美国可能还有一些时间采取行动保留剩余两家评级机构的AAA评级。但鉴于标普已经说明仍可能进一步下调美国评级，留给美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美国如何才能重获AAA评级？
里根(Ronald Reagan)和奥巴马至少有一个相似点。他们就任总统时，都曾面对巨大的经济挑战。
里根上台时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控制住失控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他应对这一巨大考验的方法是，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携手恢复了物价稳定，甚至度过了1982年失业率高达10.8%的衰退。
里根的成功是无庸置疑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大幅降低，从1982年底至1988年底的复苏过程强劲而持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速达4.6%。此外，里根还专注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指责他无能的前任给他留下了经济烂摊子。
奥巴马原本也有望因扭转无能前任留下的危险经济局面而受到表扬。但他却一直追求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政策，主要特点是依照凯恩斯理论大幅增加联邦支出和公共债务。结果一直都很糟，如今担任总统已有两年半，他仍将全部问题归咎于小布什(George W. Bush)。
上周五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举措本应该给政府敲响了警钟。标普说，缺乏应对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一致性长期计划，它说的一针见血。
美国财政部本可以有两种回应方式。第一种，它本可以把评级下调作为一个有益的信息，然后专注于如何表现得更好，以重新赢得AAA评级。相反，它却选择攻击标普，说它不称职、不可信。在这方面，美国官员几乎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做的一样差。上周，贝卢斯科尼对标普和穆迪(Moody's)警告意大利国债的举措做出回应，让警方突查了这两家评级公司驻米兰的办事处。美国财政部的回应方式还让我想到2008年夏季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将自己的财务问题归咎于恶毒的财务分析人士和卖空者。
美国重获AAA评级的途径是制定有切实意义的中长期计划来应对财政问题。根据总统奥巴马的赤字委员会2010年的卓越报告，我草拟了一个五点计划。
第一，对主要福利项目进行结构性改革，首先上调领取年龄，并指标规则也要朝著经济上适当的方向转变。第二，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结构。第三，本著里根1986年税制改革的精神，以逐渐削减主要的税收支出项目来弥补减税，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利息、州级和地方所得税以及雇员附加福利等方面的优惠──更不用说削减乙醇补贴了。第四，永久取消公司税和遗产税，这些税种效率低下，而且征收来的钱很少。
第五，实施普遍的消费税，比如说增值税，税率在10%左右。通过对食品和住房这类项目免除增值税，可以增强其对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不过会损失一部分经济效益。
我意识到许多保守派对增值税深恶痛绝，因为它让政府又可以从收入中分一杯羹。对此我的理由是，增值税作为更大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是行得通的，这个计划要包括上面提到的另外四点。
美国政府失去AAA评级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打击，美国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会为此痛苦不已。坦白说，现任美国财长唯一可敬的反应就是为此承担责任。还有，“最后责任所在”的座右铭意味著引咎辞职的更适当人选是美国的最高领袖，顺便说一句，那个人可不是里根。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债务评级遭下调始自一个电话
上周一，美国国会的无党派统计人员发布了一份长达11页的报告，报告描述了刚刚达成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协议将如何削减至少2.1万亿美元的赤字。就在国会各办公室忙著研究这份报告的时候，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的一位负责人悄悄打来电话，询问报告的细节。
四天后，部分基于那次讨论所获得的信息，标准普尔公司宣布了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决定。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此举的争议性及其对金融市场的潜在破坏一样大。
标准普尔公司在那天搜集的信息导致其将美国未来的赤字高估了2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将此称为一个全然不顾后果的错误。这通电话并非标准普尔公司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原因，但却是一系列事件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美国股市暴跌，以及美国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这些事件可能会对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以及标准普尔的声誉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影响。
现在，白宫发现其处境和欧洲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一样：白宫正和一家评级机构公然争吵（白宫并不喜欢这家机构的评级决定）。标准普尔公司没有采纳美国财政部的建议，即多花些时间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相反，标准普尔为自己采取这一举动的理由重写了书面解释。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斯珀林（Gene Sperling）说，他们（标准普尔）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以及当这个错误被指出，他们只愿意当时修改其新闻稿中陈述的首要理由的这一作为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机构先得出结论，然后才去寻找任何可能支撑结论的论据。
标准普尔公司总裁夏尔马（Deven Sharma）上周六在一次采访中替公司的立场辩护，辩护内容包括该公司公布声明的具体时间。夏尔马说，我们认为一旦做出评级决定，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迅速让市场得知这一决定。对于市场来说，让它们知道我们的观点非常重要。
就在标准普尔做出决定前几天，美国才刚刚经历一次失控的、几乎就要违约的体验。
7月31日，白宫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达成一项协议，提高现有的14.2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并在10年时间内削减2.1万亿美元至2.4万亿美元的赤字。这份协议没有实现一些白宫官员和国会领导人此前努力争取的4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共和党人拒绝增税，民主党人反对大幅削减医保预算，这两个因素最终令达成一个规模更大的协议的希望破灭。
这份规模被缩减的妥协方案反映了有关各方在8月2日之前达成政治共识的最后一搏。如果到了8月2日还未达成协议，那么无论是偿还债务还是支付社会保障金，美国政府都可能囊中羞涩。一个不幸的征兆的是，标准普尔公司此前曾警告说，美国想要保住AAA信用评级，必须达成一个4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美国的AAA信用评级已经保持了70年。
标普打电话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向其询问各种不同的债务“基准线”。标普用基准线来评估政策决定对未来赤字的影响。例如，如果评估认为政府开支增速将超过通胀率，那么赤字问题就会愈加严重。这个看似简单的交流为几天后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电话做了铺垫。
周二，奥巴马签署了联邦债务上限协议使之成为法律。第二天，美国财政部负责金融市场的助理部长米勒(Mary Miller)和其他官员与标普的一个分析师团队见面，讨论了该协议。
美国财政部官员向标普的“信用团队”成员解释了他们将如何削减政府赤字及未来的开支。
米勒是一位债市专家和金融分析师，曾为普信集团(T. Rowe Price Group Inc.)效力26年，她是白宫经济团队的关键人物，不过其知名度在奥巴马政府之外并不太高。在美国债务谈判拖拖拉拉没有结果时，米勒曾尽可能长地帮助推迟了美国债务违约的日期。前不久，米勒又被美国财政部委以重任，以反映她不断上升的成就。
米勒的办公室位于二层，楼上便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的办公室。从她办公室可俯瞰白宫的全貌。
标普的这支团队成员包括主权债务负责人比尔斯(David T. Beers)，他以浓密的胡子而意志坚强等而（在美国政府内）为人所知。90分钟的会议结束后，标普对美国财政部说，他们将在这一周晚些时候商讨下一步决定。随后，标普这支团队飞回了纽约。
美国信用降级的时钟开始发出滴答声。
标普手痒难耐，随时准备扣下扳机，下调美国债务评级，为此美国政府官员已经着急上火了数月之久。今年4月，比尔斯和其他标普高管与盖特纳等人会面，催促美国拿出减赤计划细节。标普高管认为，他们对美国财政问题的看法非常透明。英国等其它有著AAA评级的国家早已采取了大胆的减赤措施，而美国没有这么做。
上周四，有关全球债务问题的忧虑席卷了金融市场，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大跌超过500点。比尔斯通知美国财政部说，“信用”委员会将在第二天召开会议。
周五，由于美国就业数据出人意料地强劲，美国股市开盘后大幅走高，然而当标普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传言在交易所和媒体中不胫而走时，美股便开始暴跌。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48分，道指开始急剧急转直下，八分钟里大跌了150点。市场全天反复涨跌，标普高管拒绝就其计划置评。
那时外界几乎不知道的是，标普高管已在周五上午召开了电话会议，详细讨论了他们对美国信用评级的看法，这是他们对自己评估的所有126个国家都要重复进行的过程。最终，他们决定将美国债务评级从AAA降至AA+。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15分，标普致电美国财政部，向其转达了评级下调的消息，半小时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财政部发了一份草拟新闻稿的副本。这一公告将很快公之于众。
这封电子邮件惊扰了奥巴马政府。盖特纳给白宫幕僚长戴利（Bill Daley）以及斯普林打电话，告知了他们评级下调一事。盖特纳和斯普林随后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奥巴马。奥巴马对此的反应无从知晓，不过在他得知这一消息之际，奥巴马正在就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密集的电话交谈。
在美国财政部的办公楼里，一群官员正聚集在米勒的办公室逐字逐句地分析标准普尔的新闻稿。这其中包括财政部的高级智囊之一卢瑟福（Matthew Rutherford），他是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任华盛顿的，还包括财政部的高级律师米德（Chris Meade），以及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代理助理部长毕洛斯（John Bellows），别看此人的头衔有点模糊，但身为预算专家的他是盖特纳的重要顾问，在财政部内扮演着重要角色。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毕洛斯就从标准普尔的新闻稿中看出了财政部视为的明显错误：标准普尔用于支持其下调评级决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要比许多分析人士所预测的快得多。事实上，这一判断只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美国财政赤字前景的一种“选择性”设想，而不是一种更加标准的前景预判。
而根据标准的前景预判，美国未来五年的财政赤字将比标准普尔公司在新闻稿中所预测的少大约3,000亿美元，而未来10年中将少近两万亿美元。
由于财政部官员们认为标普下调美国债务评级是因为美国国会达成的预算削减协议所承诺的预算削减额比标普认为适当的数额少两万亿美元，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新发现的这一破绽可以推翻标普的结论。
这些财政部官员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了标普、盖特纳和白宫。标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现在面临著考验。
标普的管理人士感到震惊，他们打电话给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分析师以征求他的看法。标普迅即转而采用了对美国财政赤字更为保守的预测。财政部官员们敦促标普推迟几天做出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决定，再多花些时间仔细考虑一下。
美国政府一位官员说，鉴于标普对美国财政赤字前景的预测发生了显著变化，财政部敦促该公司重新召集其“信用”委员会成员讨论下调美国评级一事。标普对此表示同意，该公司在北美和欧洲的管理人士又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以讨论是否推翻此前的决定。
财政部和白宫官员们紧张不安地等待著会议结果。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们的心情将经历从失望到厌恶，最终到不可置信的转变。
标普的管理人士们认定，尽管调整了对美国财政赤字前景的预测，但依然应当下调美国的债务评级。但他们改变了认为应当下调美国评级的重点理由。标普不再说下调美国评级主要是因为美国承诺的赤字削减规模不够大，它转而强调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
标普重新撰写了其新闻稿以反映这一变化。
标普虽然没有将当前这种政治局面归咎于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这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但标普的管理人士觉得，这种政治乱局会令人对美国未来能否达成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协议产生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要想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健成本问题，达成这种协议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医疗保健成本的增长速度未来10年会超过通货膨胀率。
比尔斯在美东时间晚上8点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说，标普即将宣布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决定。财政部官员们对此表示抗议。
30分钟后，标普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稿传遍了全世界。
Damian Paletta / Jeannette Neumann / Carol E. Lee
美国评级下调增加中国转型压力
中国经济依赖出口，产生了大量以不断贬值的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使中国更有必要摆脱这种经济模式。但中国的政治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一样，常常难以做出推动变革所需的强硬政策决定。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在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上周五下调美国债务评级之后针对美国发表的强硬言辞说明，北京很希望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中国相信，美国正在不可挽回地衰落。
但分析人士也说，这些言论是为了转移中国政府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在国内引起的批评。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膨胀至3万亿美元以上，是目前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六发表一篇尖刻的社评文章，说这次下调评级是美国为其借债成瘾、华盛顿短视的政治争吵必须支付的一张逾期账单。文章还重申北京对于建立新的、稳定且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吁。
这次评级下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尤为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这个地位主要是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以鼓励出口造成的结果，因为它压低汇率的办法是用人民币从出口企业手中换取美元，然后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世界上只有美国国债市场才有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购买行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美国利率多年保持低位的原因之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楼市泡沫的产生，而这个泡沫最终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
中国领导人曾经公开表示担心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目前估值为1.2万亿美元）的安全。标准普尔下调评级使他们更有担忧的理由，同时还点燃了中国国内一些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劳动者的“血汗钱”遭到了政府随意处置。面对批评，政府高官不得不在最近几个星期为其政策做辩护。这反映他们日益担心怀有二心的公民们可能会围绕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凝聚起来。
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析师赵庆明说，美国评级下调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应当尽快实现贸易账户的平衡。
赵庆明说，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贸易顺差，那么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别无选择。据最新官方数据，中国6月份贸易顺差为223亿美元。
尽管中国多年都说需要实现经济转型、增强对国内消费的依赖，但对于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呼声，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予以回绝。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那么进口产品按本币计算就会更加便宜，等于是把更多的钱放进消费者的口袋。
分析师说，北京不肯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反映它担心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经历了惊人增长，从一个方面使共产党得以稳居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与此同时，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已经稳步下降，与官方政策南辕北辙。
对于限制中国个人和企业可带出境外资金额度的资本管制，当局同样不愿意解除。此举可望带来美元需求增加，并限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资本管制确保中国的存款留在国内银行系统以内，为投资提供廉价而充沛的融资来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显然中国必须实现再平衡，很明显，再平衡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他说，美国信用评级遭下调可能为中国那些认为有必要实现再平衡的人提供更多论据支撑他们的观点。
至少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一直致力于这样的经济再平衡，即摆脱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转而依靠内需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曾多次在G20峰会上明确这一政策，今年早些时候还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重申了这一点。
但中国和外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一事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业的游说势力强大，且国家领导人在转型一事上犹豫不决。明年中国高层领导人将换届，政策保守派可能会想方设法继续留任。
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转型。所以逐渐摆脱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可能被视作中国在向华盛顿屈服，尤其是在美国国力下降的时候。
自从去年夏天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6%。但同期人民币兑大多数其它国家货币却在贬值，其中包括欧元和日圆。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博客中谈到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时说，降级（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不少投资机构定会被迫抛售美长债，导致金融动荡。他预测降级一事会导致美联储推出QE3购买美债稳定长期利率，我方须严阵以待。但他没有详述。
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令中国决策者更加困扰。眼下决策者还在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作斗争。
当全球经济在2008年底开始大幅下挫的时候，中国政府注入约5,860亿美元的信贷以示回应，中国经济因此以接近每年10%的速度蓬勃发展。此举将世界其它国家从危机边缘拉了回来，但现在中国正在为信贷分配不均而付出代价。
大部分信贷资金投入到了道路和其它政府基础设施项目中，收回这些资金需要多年时间。而为中国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日益加大。随著中央政府收紧信贷以控制大规模刺激性投资导致的通胀，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计，在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摇篮温州的36万家小企业中，近90%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一个行业性团体。
因此，一些小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正处于关停边缘。一些人担心这一情况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
许多小企业主抱怨说，尽管政府呼吁他们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即所谓“转型”），但却几乎没有政策支持。温州大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慧说，中国的当前状况令你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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