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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称作“疯狗”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北非和中东最近的革命浪潮充满了血腥，也让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充满了虚幻的恐惧。时隔两年多，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再次突破100美元/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甚至一度逼近120美元/桶。与此同时，金银等贵金属也涨势强劲，而全球股市纷纷下挫，资金避险情绪展露无疑，只是美元指数意外下行。
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当口，战争或骚乱引发的油价暴涨，既会让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会让复苏强劲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当然，这个悲剧性结果隐藏著诸多前提：北非和中东革命是否会进一步向产油大国蔓延？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骚乱甚至战争？骚乱或战争是否会引发油价持续上涨？也许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像本 阿里没想到自己会逃亡、穆巴拉克没想到自己会辞职、卡扎菲没想到自己会众叛亲离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如回顾和分析相对确定的历史和现在。
国际油价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实际供求、地缘政治、货币体系和投机因素等，地缘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即使战争或骚乱初期会推高油价，但能推多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随著战争事实的确认，也不排除油价下降的可能，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比如，2003年3月下旬，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但国际油价当年3月和4月分别下跌了17%和14%左右，而此前三个月累计上涨了30%左右，随著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致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
今年1月以来，突尼斯和埃及等非石油国家的骚乱已经提前给市场打了预防针，国际油价也顺势突破了维持了一年多的70-90美元/桶的震荡区间，并在最终波及了石油国家利比亚后，快速向100美元/桶挺进。但利比亚还不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石油大国，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利比亚原油产量在12个欧佩克成员国中仅列第9位，在全球列第15位，占全球总产量的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脱离卡扎菲的统治，而东部恰是其最重要的产油区。根据国际能源署2月21日发布的报告“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利比亚的六个主要原油出口地区有五个在东部，过去四个月东部地区原油出口占比在60%左右。因此，国际油价在最近五个交易日暴涨10%，或许已经将骚乱会波及到伊朗这个石油超级大国的预期包含其中。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革命曾造成国际油价直线上涨，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的话，当时的记录直到2008年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期间才被打破，但从最近10年国际油价的上涨逻辑来看，美元汇率和投机因素应该是长期主导因素，地缘政治只会造成短期波动。而且，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国际能源署，都不会纵容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涨，毕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有油价上涨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已经表目前完全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时刻准备增加原油供给。而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会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进展，并时刻准备向市场抛出其原油储备，但目前还不必要。这意味著石油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都将此次油价暴涨归结为过度忧虑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平抑波动的准备。
当然，随著美元的贬值预期、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释放出的货币的投机性流动，中长期国际油价或许仍将在震荡中保持高位。但是，油价到达多高的水平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带来不可接受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表示，油价到达127美元/桶时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中国发改委在2009年发布的成品油管理办法中，也划定了130美元//桶的红线，“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而15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再加上“一价定律”的作用，中国不得不和国际油价接轨。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石油行业存在行政垄断，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含税）油价水平只处在世界中下游水平，低于日本和欧洲的水平，作为在全球资源稀缺背景下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不见得全是坏事。
当然，值得担忧的是通胀形势。亚洲的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受到通胀的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中国政府当然也要提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其逻辑是进口油价上涨，企业成本压力上升，先传到PPI，再传到CPI，历时大概在6个月左右。
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政府最直接也最可能的选择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原油进口的国内价格，从而减轻中下游的价格上升压力，但这个做法更多的是从成本推动的逻辑出发的，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传导路径是资本流动。如果人民币升值短期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缩减，反而加剧了热钱的流入，那么以人民币升值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那么考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要通过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目前，由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不少中国民众也感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意味著至少从局部商品（比如房地产）来看，人民币或许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从渐进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价格机制入手，而油价上涨、货币紧缩再加上减税和财政补贴就是一个较好的组合拳。否则，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让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当然，任何政策调整都具有分配含义，孰轻孰重需要中国政府仔细考量。
中东剧变 伊朗得利
当剧变席卷中东，乐观主义者原本以为伊朗将很快效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正如伊朗派遣军舰31年来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大胆决定所显示出的那样，预计经历了此次地区动荡之后，伊朗领导层的权力将更为稳固，同时也更加大胆。
当重新活跃起来的反对派力量发起一些大规模抗议活动，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本应该战战兢兢地审视著整个地区。但该国领导层却认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反而证明了伊朗作为区域性强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没落。伊朗政府正为埃及和突尼斯相似的遭遇以及本国的革命性开端而自鸣得意。尽管反对势力“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再度复活，但对于自己击退持不同政见者、并收买厌倦了冲突的本国民众的能力，伊朗领导人仍信心十足。
他们也精明地意识到，那些新崛起的阿拉伯领导人可能会鼓吹民族主义观点，不太可能信奉伊斯兰共和国的理念。尽管如此，政权更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一些政府：它们对美国不那么顺从，同时对伊朗也不那么敌视。美国在伊拉克的试验，让伊朗那些日渐老去的革命者们懂得：就增强影响力的目标而言，驱逐旧日敌手的做法已是绰绰有余。
另外，作为这场剧变的一个不幸产物，不确定性更有利于伊朗。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意识形态倡导者，他曾借助将民粹主义、偏执和偏见混合在一起的下作手段，赢得了阿拉伯人的民心。埃及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及其它地方许多抗议者宣称不信任美国，这一点正好被伊朗人利用。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反美言论以及财政支持（包括对心存不满的团体和强硬的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支持），伊朗政府现在可能会谋求破坏阿拉伯世界向一种更自由格局的过渡。
在其它地区，形势也同样对伊朗有利。伊朗的伙伴们──在被逊尼派的国王残酷镇压后，巴林的什叶派正赢得全世界的同情。伊朗的代表黎巴嫩真主党(Hizbollah)夺取了黎巴嫩总理职位；其盟国叙利亚则迄今毫发无损地度过了此次风暴。后萨达姆(Saddam)时期的伊拉克，仍然是伊朗发挥影响力的沃土。
与此同时，美国唯一真正屹立不倒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较小的海湾国家──似乎突然与美国出现了步调不一致，它们正紧张的关注著国内局势。伊朗并没有像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被日渐孤立，其地区前景反而突然之间变得豁然开朗。
30年来驱动著美国区域政策的优先任务──推动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抵制暴力和极端主义、能源安全和保护美国盟友──如今推动起来要艰难得多。伊朗不费吹灰之力，就目睹美国的力量在整个中东地区被削弱。
对于伊朗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为了向伊朗政府施压以限制其核计划，美国政府所寻求的所有影响力，如今看来都成了昙花一现。制裁将继续让伊朗感到痛苦，但高昂的油价和友好的新地区环境，将让这个反抗意识越来越强的伊斯兰共和国规避国际社会要求其限制铀浓缩计划的要求。
虽然伊朗既没有引发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也没有密谋加剧这些动荡，但它将成为地区形势动荡的主要受益者，就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一样。最终，民主激进主义力量将超出伊朗政权的镇压能力。不幸的是，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而围绕下一步的问题，奥巴马政府正面临著一个困境。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在这一次的“阿拉伯之春”，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民主，是伊朗。
中东危机挑战西方外交政策
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连串抗议活动，显然令美国、欧洲──及其阿拉伯统治者盟友们──措手不及。西方领导人安逸地与当地独裁者们结盟──后者表面上承诺提供稳定的局势和廉价的石油。西方国家在散播自由主义“灵丹妙药”的同时，把自己的民主原则留在了独裁者们的宫殿门口或帐前。
他们对这场阿拉伯革命的反应在逐步演变。西方人的辞令从一开始因震惊而闪烁其辞，到变得越来越坚定。但西方的表现看起来仍不到位，尤其是在面对精神越来越错乱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之际。
阿拉伯危机无情地揭示出西方（尤其是欧洲）领导人与中东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出于对石油和商业机遇的贪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对卡扎菲上校的残暴政权巴结奉承。这种贪欲现在看起来尤为丑陋。难道这些都只是事后诸葛亮？
不完全是。特别是英国，不顾体面、忙不迭地冲到“领袖兄弟”卡扎菲的帐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沙漠中的交易”──当时，布莱尔宣扬该协议能说服卡扎菲放弃恐怖主义式的冒险行为，并重返地缘政治的上流社会──为英国石油(BP)赢得一份利润颇丰的合同铺平了道路。
众所周知，美国和英国将2003年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定，归功于自己入侵伊拉克──尽管两国在伊战前进行了大量耸人听闻的宣传、不断散布可疑的情报，但它们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当时，上述交易已经酝酿了数年。
英国与利比亚的谈判始于此前6年，最初是关于洛克比空难。2003年，当利比亚的核计划仍处于襁褓之中，这些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另外，同年，就在卡扎菲立誓放弃恐怖主义后，利比亚间谍涉嫌密谋刺杀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
问题不仅关乎于利比亚。除了贪恋石油，以及独裁政权与稳定之间摇摇欲坠的平衡，西方领导人对于阿拉伯国家所知甚少。对于自己的这个后院，欧洲人一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政策。
共有43个成员国的“地中海联盟”(Union of the Mediterranean)就是一个明证。该联盟是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得意之作，是按照欧盟(EU)的框架搭建的一个几乎毫无意义的机构，一座“建在针尖上的教堂”。旨在将欧盟的繁荣引向地中海南岸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这一联盟，看起来很像是一栋烂尾楼，就像是土耳其的“停车场”──萨科齐（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该联盟自2008年7月在巴黎成立以来，尚未举行过首脑级峰会。现如今，萨科齐还失去了他在这个“庄严”机构里的另一位联席主席：刚刚下台的独裁者、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欧洲人主导的另一家目的不明的组织──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地位也逐渐下降：穆巴拉克和他的难友、前突尼斯专制统治者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ein al-Abidine Ben Ali)所在的执政党，在瓦解前都是该组织成员──这两党都没有因为热衷于社会公正而受人尊敬。
欧洲领导人可以接纳暴君，却对土耳其不屑一顾──伊斯兰教与民主迄今在土耳其的成功结合，令阿拉伯舆论中最活跃的一群人为之着迷，而此次革命正是由这群人发动的。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对于法国政治精英而言，这些地区属于已知世界。土耳其则不属于他们的已知世界，”一位法国外交家如此精炼地评价道。
但对于阿拉伯革命者及其同盟而言，欧洲和西方属于已知的世界。而阿拉伯各家电视台正越来越响亮地请求西方施以援手，避免用暴力终结卡扎菲42年的统治。对于西方事不关己的态度和表现出的无能，各路评论人士都予以了尖刻的批评。
但不管是绝望还是愤怒，卡扎菲的反对者们希望，西方列强至少能在利比亚上空划定一块“禁飞区”，防止卡扎菲政权用战机轰炸他们，或引进更多的雇佣军参战。在利比亚乃至整个中东，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某个暴君的命运，还有欧洲和美国的名誉。
马哈蒂尔：美国是举债过日的破产国家
问：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三次决定是什么？
“第一，亚洲金融风暴时没有遵循IMF的处方（高利率和汇率贬值）。第二，实行‘看东方’政策（Look East，效仿韩国和日本等东亚经济模式）。第三，追求民主主义，但不是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主义’。”
问：何为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
“假如说围绕在一个小镇是否上映成人电影发生争议。如果是美国，即使大多数村民反对，但为了保护成人电影放映方的权利，也会允许上映。但如果是马来西亚，因为不利于对儿童的教育和会破坏道德价值观，则不会允许上映。虽然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但不能违背多数人的利益。”
问：G20峰会上讨论了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案？
“问题之一是美国。美国是举债过日的破产国家。但美元依然保持价值，这是因为人们用美元结算。美元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美国为了解决赤字问题，不断发行美元。这太不像话了。应回归‘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
问：在东亚中国的力量似乎过于强大。
“马来西亚与中国交流了1800年以上，但中国从未征服过我们。而葡萄牙在1509年与马六甲王国（15世纪马来西亚王国）开始交流仅2年就征服了马六甲。中国面积广阔且富裕，但无法独自存在，依然需要世界。而且中国也没有统治周边国家的想法。”
问：美国与中国的G2体制是否比美国独占鳌头的G1体制更稳定？
“（笑）两个都不是理想的体制。世界需要伙伴。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如今东亚迎来了与西方保持均衡的机遇。中国强盛不代表东亚能取代和统治西方强国。”
问：美国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保持坚挺，但随著美元流出，遭受了巨大困难，如何才能阻止这种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政府对汇率实施了干预，当时其他国家纷纷说‘出大事了，不会有好结果，会吃苦头’。但现在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一定程度上干预汇率表示认同。”
问：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接受IMF的劝告实施了结构调整，使经济快速复苏。如果马来西亚也这么做，可能会更快复苏。
“我不这么认为。韩国是经济势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可以利用韩元贬值的机会重新恢复工业。但马来西亚的情况不一样。在各个方面都比韩国脆弱。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只能与韩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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